1790年6月3日，悉尼湾。一艘被寄予厚望的补给船靠岸，本以为会带来面粉和盐肉，却下来了成群衣着华丽、面色红润的女性，而且多数都怀着身孕。那艘名为“朱莉安娜夫人号”的船从伦敦起航竟漂了309天，原上226名女囚最终有221人活着下船，死亡率异常低，这与随后抵达的“第二舰队”形成了鲜明对比：后者船上死伤惨重，超四分之一的囚犯未能活到岸上。

表面看似奇迹，其实背后是一桩赤裸裸的交易。伦敦当局在18世纪末面对城市贫困与犯罪泛滥，弃用北美后把流放作为处置犯人的办法。澳洲总督亚瑟·菲利普向英国请求人口补给，特别是女性，以缓解殖民地的性别不平衡。于是，监狱里的各类女囚——无论是小偷、妓女，甚至替人顶罪的——被选中远送他乡。名单里还包括仅11岁的玛丽·韦德，她因偷窃童装被判流放。对当权者而言，这些女人被视为“生育资源”，是帝国扩张的工具。

船长和随船军医很快把这种暴力安排制度化：底舱的门被打开，船员或过路的男人可以用金钱换取与囚女的“陪伴”，代价是给她们更好的食物、床位和保护。为了让这门“买卖”更有利可图，船长故意延长航程——在特内里费停两周、里约热内卢停七周、开普敦又拖了一个月。每到一处，船便变成临时的红灯区。虽然方式羞辱且剥削，但也正是通过这种交易，船上的女人得以补充食物和营养，抵御了饥饿和坏血病，因此得以比其他船上的囚犯更健康地活到澳洲。

到达悉尼后，菲利普把这些孕妇视为殖民地社会的关键。他们被安排到帕拉马塔等地的工厂劳动，白天为殖民地生产，夜晚却常面临与囚犯或定居男性达成“生存联姻”的选择。流行一种粗陋的配偶形式：男人在囚女面前扔出一方手帕，若对方拾起便算成了“婚约”——没有戒指、没有誓言，甚至没有法律上的正规仪式。政府还通过政策鼓励这类结合：男子娶妻生子并服役、安家者可获得减刑待遇。这在本质上是将生育和社会稳定工具化的变相安排。

尽管出身被侮辱、处境被利用，这些女性却以惊人的生命力改写命运。玛丽·韦德在澳洲落脚后活到了84岁，直系后代超过三百人。曾经被视为耻辱的囚犯血脉，后来成了许多澳大利亚家庭的根源，甚至被一些人当作自豪的祖先。那一批被官方以笔墨判处命运的底层女性，用身体、生育与坚韧，把一个远洋的监狱营地逐步变成了有人烟、有血缘、有未来的国家社会。

玛丽·韦德于1859年12月17日离世，葬礼上满是她的子孙。她的故事只是那段历史的缩影：帝国的决策书写了数千人的流向，而被流放的妇女们以自己的血泪和后代，实实在在筑起了澳大利亚的一个部分根基。